污泥處置和其它廢棄物處置一樣，需要有兩個支點，一是環(huán)境標準，二是處置費。環(huán)境標準是規(guī)范所有處理處置的游戲規(guī)則，處置費就是游戲中的籌碼，兩者缺一不可。
目前我國污泥處置市場十分混亂，我相信大多數人都會同意這一觀點�；靵y的原因，歸根結底在于政策。而政策的制定者被各種技術、各種利益集團弄得無所適從，因而只能選擇“不作為”。到底什么技術可用，到底多少錢合適，如果連協(xié)助制定政策的個別專家教授們都上了某些利益集團之船，那么今日政策的缺失和市場的混亂，就是必然的了。
作為政策調節(jié)杠桿的填埋成本
隨著城市的急劇擴大，我國各大城市已明顯感受到土地資源緊張的壓力。填埋場在世界上所有發(fā)達國家均屬嚴控稀缺資源，然而我國的填埋費（30-50元/噸）遠遠低于國外。在考慮了地下水保護、甲烷大氣排放以及事故性填埋場失效及后期治理等多項環(huán)境成本后，填埋成本將遠遠不是我們現在所熟知的水平。
在歐洲，填埋費均在70-100歐元/噸以上，與此相比，采用天然氣的熱干化成本也僅20-30歐元而已。這種巨大的反差，說明我國在填埋費管理方面還停留在成本層面，沒有發(fā)揮其作為廢棄物處置政策調節(jié)杠桿的作用和功能。
填埋場作為大部分廢棄物的最終消納地，是造成真實處置成本被扭曲、嚴肅的處置技術無法運行下去的根本原因。如果能花三五十元給出去填埋，誰還會花上三五百去焚燒？填埋費應該作為門檻，來限制廢棄物的產生，和調節(jié)處置產業(yè)的走向。只有如此，才能杜絕不合理的處置。比如靠大量摻加石灰和無機藥劑的稀釋法，早期在歐美也曾很流行，但廢棄物總量不減反增，最終還是給填埋場帶來諸多問題，如滲濾液濃度高、數量大、沼氣產量低等。
追究污染者的刑事責任
北京門頭溝傾倒污泥事件，只是千萬個非法傾倒事件中運氣不佳的一個特例。以2010年底的城市污水日處理能力1.3億立方米計，我國每年將產生3000萬噸污泥，按筆者的統(tǒng)計，其中真正被安全處置的恐怕不會超過1-2%，剩下的大部分還在繼續(xù)傾倒，有的還換了個形式，排向了空中。
按常理說，污水廠的污泥要給出，必須先要有人接收，作為廢物應該不是誰想要都可以來拿，最少也要出示處置資格。要拿到處置證，當然應該有處置設施。這種最起碼的管控（所謂聯單制度）如果有，應該就不會有門頭溝事件。不幸的是，這里的每個環(huán)節(jié)似乎都不怎么靠得住。大家如同在玩俄羅斯輪盤賭的游戲，這顆子彈最后射進誰的腦袋，純屬聽天由命。
必須建立處置基準成本
不同的技術，就有不同的成本。有便宜的，有貴的。政府的問題恐怕是不知道聽誰的，也不知道能相信誰。有說每噸干化焚燒300-500元的（深圳），還有敢說100元的（蕭山），這種情況下，當然是100元的論調勝出。有說干化直接成本240元的（北京清河），就有說干化只需要80元的（化學調質壓濾），當然是后者更得到政府青睞。有說堆肥一噸40元的，也有說200元的……
其實這些差異，都在于大家不是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沒有把處置的完整成本（甚至處理成本也不完全，如堆肥的除臭）考慮進來，當然，最重要的還在于政府沒有使用填埋費這一價格杠桿引導產業(yè)處置方向。參考歐盟的污泥處置，似乎根本不存在我國這種為技術路線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困擾。各種處置技術早就根據市場定位、價格、目標而成為可選擇對象。最昂貴的是填埋，這種形式本來就是要被逐步禁止和淘汰的。其余各種技術都處于同一檔次上，投資和處置費用因項目而異。
在我國，由于潔凈能源與燃煤的差價過大，一定會造成不同能源的熱法處置有較大的成本差異。但為整個行業(yè)的健康發(fā)展計，筆者建議應建立處置成本參考基準。根據能源類型，進行完整的成本評估。將評估最高值作為填埋費（稅）的定價進行統(tǒng)一征收。
舉例來說，以天然氣為熱源的熱干化，應該按照天然氣上岸價（如3.2元/立方米）進行估算，凈熱耗690kcal/kg、鍋爐熱效率86%、電耗0.105、電價0.75元/度，從含固率18%干化至含固率90%，加上維護、人工等（均取業(yè)內技術水平可保證的上限），每噸濕泥的直接成本應該在350元左右，投資按20-25萬元、20年平均折舊、7200小時/年考慮，則噸濕泥的間接成本約40元，即天然氣熱干化應有390元/噸的處理成本。由于干泥可作為替代燃料入水泥窯處置，除運費外無需再支付其他費用，因此可以認為天然氣干化的完整處置成本最高應在400元/噸左右。
以燃煤為熱源的熱干化，噸煤950元、5000kcal/kg、燃煤鍋爐熱效率72%、電耗0.110kW/kg計，應有230元/噸的直接處理成本，噸濕泥的間接成本約40元，考慮水泥窯處置的運費，燃煤熱干化應有280元/噸的處置成本。
石灰干化，含活性氧化鈣成分85%的生石灰最低320元/噸，將含固率18%的濕泥直接混合到含固率40%，每噸濕泥需要添加243公斤生石灰，可實現的理論蒸發(fā)量34 kg/h，這意味著需要填埋的污泥混合物1.21噸。產生臭氣量約238立方米，噸處理量的直接成本可能在90元左右。以方莊項目投資881萬日處理30噸估算，折舊約50元，運費20元/噸，填埋費將是決定性的成本。這一成本的確定最終完全看政策導向。如果規(guī)定填埋場的政策性價格為120元/噸以上，就會事實上限制石灰法的應用，因為相比于干化焚燒已無成本優(yōu)勢。所有化學調質+壓濾干化的方案，與石灰法類似，其運行成本也都在60-80元之間，一定程度上低于純石灰法，但含氯、含硫藥劑的大量應用，會對填埋場的滲濾液產生負面影響。
筆者認為，如果以完整的處置鏈來考慮，填埋費門檻恐怕應設置在400元/噸濕泥左右。因技術差異和進步，一些干化焚燒的處置費（含盈利）可望控制在400元/噸以內。據說上海市目前為石洞口項目實際支付的已不止這個數，上海老港的填埋都已經要價到了380元/噸（含固率20%）。
政府收取高額政策性填埋費（填埋稅），其運行過程類似于增值稅。污水處理廠是政府的，污水處理費是政府收取的，填埋場是政府的，填埋費也是政府在收取，從這個角度看，填埋稅不會流入私人口袋。采用這種方式可大大強化污泥處置的管理。所有處置技術均成為獨立處置運營商的可選工具，只有真正可靠、合理、低成本、先進的技術才能被選擇而長期生存。通過高額稅費政策，可以有效激勵處置者認真履行其職責。
污泥來自污水處理，污泥處置費自然應該通過污水處理費的形式征收。
以萬噸污水產生1.6噸干固體計算，噸含固率18%的濕泥折合污水1125立方米。這就是說，如果將填埋稅定位在400元/噸水平上，意味著每噸污水應承擔0.36元的污泥處置費，這一數值相當于目前平均污水處理費0.7元的1/2。在國外，污泥設施投資占污水廠建設成本的40%，處置成本占1/3-1/2，以此比例，我國的污水處理費如果收到1.2元/立方米，應已有了污泥處置的充分保證。然而，在一些污水處理費早已收到此水平的省市，污泥處置費看起來好像還是沒有著落。
北京的地面停車費已漲到了每小時15元。顯然，這15元中其實沒有什么成本。但高收費，就是作為調節(jié)手段來治理塞車的。以此邏輯，我國污泥中的污染物濃度高，這是產業(yè)結構造成的，高能耗、重污染的工業(yè)云集，當然治理難度大，讓這些企業(yè)承擔更高的處置成本，以促成其轉型，應該說符合國家的長遠利益。為什么大量高污染產業(yè)都落戶我國，難道發(fā)達國家的這些企業(yè)都“缺心眼兒”，有現成的大筆外匯不賺讓你白賺？我國每年進口大量的廢塑料、廢紙，號稱“原料”、“資源”，難道從業(yè)者不知這些廢棄物的加工會產生巨量污染？其中一個再淺顯不過的道理是，那些國家生產這些東西面臨的環(huán)保成本太高，不值得。只有中國，可以廉價生產，廉價銷售，廉價出口，再將昂貴的治理成本留在自家后院，留給自己的子孫后代！
維持高污染、低收費，甚至讓不合格處置企業(yè)把污染物轟上天，跟堵車造成城市空氣污染同一結果甚至更糟。污染治理不能貪圖便宜，暫時的財政負擔小了，遺留給子孫后代的成本可就重得多了。當癌癥村、癌癥鎮(zhèn)、癌癥鄉(xiāng)、癌癥市多起來，國家需要為民眾負擔的醫(yī)療費，恐怕將是一個遠比填埋費高得多的天文數字。
污泥治理需要力度和決心
廣州地區(qū)垃圾焚燒費，明補（處置費）與暗補（上網電費）加在一起，有240-280元/噸。北京規(guī)劃了多個垃圾焚燒廠，遇到民眾抗議，竟然玩弄手段，魯家山項目在三個月內跑完了一年也跑不完的手續(xù)，連蓋了八十多個公章，平均一天一個，效率不可謂不高，政府的決心和力度空前。
將污泥與垃圾進行簡單比較，無論是處置費還是治理的力度和決心，污泥應該說真的是一個被遺忘的角落。以一噸廢棄物進行比較：
難怪那么多企業(yè)愿意燒垃圾，而政府也不遺余力地予以支持。也難怪沒有什么人愿意處置污泥（除非有大規(guī)模煤電效益），因為如果處置費不到位，處置污泥只能是賠錢。
專家評審責任制度的改革
專家不專，已經是一個普遍現象。不僅僅是對所應專精的專業(yè)不“專”，技術上不懂裝懂，濫竽充數，最要命的是其中的某些人利益不“專”，不是“專”聘來為業(yè)主利益把關的，而是接受利益團體的安排，來操作項目的。如此“專家”評審制度亟待改革。必須建立對社會實名公布和監(jiān)督的制度，如同建筑質量安全，終身負責。如有弄虛作假，必須負連帶責任。尤其是環(huán)評，很多單位和個人不但未能替社會把關，甚至已淪為橡皮圖章，成為污染的幫兇。如此環(huán)保，前景堪憂。
結語
以筆者看來，我國污泥處置之所以停滯不前，污染加重，關鍵在于政策缺位。
是游戲，就需要制定規(guī)則。環(huán)保的規(guī)則就是不能再產生二次污染，必須處置到位。而支持這些游戲規(guī)則的，是大量的籌碼，即處置費。沒有足夠的處置費，哪里便宜去哪里，什么便宜做什么，如此管理環(huán)境問題，只會造成環(huán)境災難。
對于企業(yè)，如果沒有嚴刑峻法，沒有規(guī)則管束，當然會追求利益最大化。你處置費不足，他就有成分的理由偷工減料或偷排。你刑責不嚴，他就可以知法犯法。
環(huán)境污染物的處置，有如黃河大堤。修筑堤防是要有規(guī)則的，不能想怎么修就怎么修，可以隨意加厚變薄，增高減低。大水一來，一定是從最低的地方溢出，從最薄弱的地方垮掉，這就要求處置標準劃一。劃一的手段只能是設立填埋費門檻。修堤必須真金白銀，才能真材實料，這就是處置費必須到位。
污染物處置屬于社會公益項目，最終是老百姓付錢，因此建立公眾監(jiān)管制度十分必要。凡接受公帑者，公眾必須有權利隨時進入這些處理處置企業(yè)，實行有效監(jiān)督。污染物處理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二次污染管控。老百姓反對在自己家門口建垃圾焚燒爐是有道理的，但現實是，污泥處置業(yè)內野蠻焚燒的比比皆是，只不過民眾不知道燒污泥的危險比垃圾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旦知情，恐怕這些根本沒有實際措施的電廠焚燒也都會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各地污泥的處置費應該都是政府給的，但無論國企私企，均以“商業(yè)秘密”為由，連處置費都不愿對社會公布，可見這里面有些名堂。政府錢給了，事情沒辦或沒辦好，但出于什么原因，政府還要為這些企業(yè)保密，就讓人不明白了。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行業(yè)保護主義”。水處理行業(yè)產生的污泥，不希望其他行業(yè)的企業(yè)來處置，哪怕自己處理不了，處理起來也沒有優(yōu)勢。誰動了我的蛋糕，我跟誰急，于是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排水集團、外界處置商與政府主管部門的三方博弈：我處理不了，你也別處理，我會給你制造各種難題，讓你也處理不下去，最后都處理不了了，政府你看著辦，反正污泥在我這兒。污染就污染著吧，跟我排水集團沒關系，出了事兒有門頭溝那樣的哥們兒給扛去……
歐盟發(fā)達國家的污泥治理都是在八十年代初首先從工業(yè)污泥開始的，到了九十年代才進入市政領域。我國則正相反，首先面對的是市政，工業(yè)還在靠邊站。這一特點說明，我國的市政污水處理事實上還在大量承擔著工業(yè)廢水的治理任務（ 比如北京清河，一段時間因來水嚴重不正常導致直排被曝光），這就造成市政污泥具有明顯的工業(yè)污染特征，其中的重金屬、有機鹵化物濃度遠遠超過今日歐盟國家的水平。加上我國目前高污染產業(yè)多，高污染能源（煤炭）仍占主要地位的特點，簡單照搬歐盟某些國家的處置方式（特別是焚燒、土地利用）來處置污泥，如不加嚴格管理，可能貽害無窮。
筆者認為，污泥處置不可避免地需要支付昂貴的成本，沒有合理的基準處置費，污泥處置不可為，為者要么賠錢，要么造成直接的或間接的、短期的或長期二次污染，舍此別無可能。
文章來源：泥客莊主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