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下稱“黃委會”）的大樓，淹沒在鄭州市一片高樓與立交橋之間，很不顯眼。

然而對位于黃河沿岸的幾十座城市的市委書記、市長們，這里是他們每年必到之地。

此地事關沿黃十一省區(qū)百余座大小城市賴以生存的黃河水資源分配，20年間，黃河水爭  

各市必爭之河

去年年底，鄂爾多斯市委副書記、市長廉素專程趕往鄭州，拜會包括黃委會主任陳小江在內的黃委會領導。他的隨行隊伍包括了內蒙古自治區(qū)水利廳副廳長康躍，市委常委、副市長王建國，市政府秘書長張占林等一眾地方大員。拜會的目的，自然跟黃委會治下的黃河水有關。

煤化工的高耗水，正在成為制約鄂爾多斯能否順利轉型的軟肋之一。

也因此，在2013年底的上述拜會中，一番客套話敘完，廉素終于道出了此行的目的。

據鄂爾多斯當地媒體報道稱，廉素在當天的拜會中說，鄂爾多斯正按照國家對鄂爾多斯建設國家級清潔能源輸出基地的定位要求，編制《鄂爾多斯市煤電基地開發(fā)規(guī)劃》，組織推動一批清潔能源項目建設。這需要黃委會給予更大的支持和幫助。

此次拜會，已經是廉素在鄂爾多斯市市長任內第二次公開造訪黃委會了。

2012年初，剛剛就任鄂爾多斯市市長不久的廉素，便率領多名鄂爾多斯官員前往鄭州，拜會黃委會主任陳小江。這次拜會的目的同樣是為了水，鄂爾多斯希望推動跨區(qū)域水權轉換和水沙置換等項目，以解決用水不足問題。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發(fā)現，密集拜會黃委會總部的城市，除了鄂爾多斯，還包括河南開封、甘肅金昌、甘肅白銀等多個城市。這些城市均位于黃河沿線，拜會的目的大多與黃河水有關：開封市委書記、市長拜會時，與陳小江等黃委會領導們談話的重點內容，是如何建設引黃調蓄工程、綜合利用黃河水資源，為開封快速崛起提供黃河水資源有力保障；金昌市委書記、市長拜會的背景，則是由于當地正在大力發(fā)展有色金屬深加工、化工和新能源產業(yè)產業(yè)，正在實施“引大濟西”，以解決金昌的資源型缺水問題，希望黃委會能對該項目給予支持。

市委書記、市長們密集拜會的背后，顯示著沿黃城市不斷高漲的用水需求，與此對應的，卻是黃河總體水量日益下降的現實。這種需求與現實的矛盾，正在逐步演變成為一場沿黃省份、城市之間對黃河水的“爭奪戰(zhàn)”。

公開資料顯示，黃河雖然為中國第二大河，但每年的徑流量，卻僅占全國河川徑流量的2%。即便如此，上述2%的年徑流量，長期以來一直承擔著全國12%的人口、15%的耕地和沿河50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務。

沿黃城市不斷推進的工業(yè)化進程，又在對黃河水的需求量提出更高的要求—爭得更多的水量，不僅意味著可以養(yǎng)活更多的人口，更意味著更多工業(yè)項目的落地乃至整個城市GDP的增長。

與此同時，黃河已經超越國際公認的可允許開發(fā)利用的警戒率—按照國際慣例，一條河流可被允許開發(fā)利用的警戒率應為40%，而黃委會的資料卻顯示，目前黃河流域內水資源的開發(fā)利用率已經高達70%以上。更糟糕的是，最新水資源統(tǒng)計數據顯示，目前的黃河天然河川徑流量已經由20年前的580億立方米，下降為535億立方米。

水是硬杠杠

可供利用的黃河水在減少，但黃河沿河城市對水的渴求卻比以往更加強烈。這其中，有以黃河為生產和生活水源的西寧、蘭州、包頭、鄭州、濟南等50多座城市，也有長慶油田、中原油田、勝利油田、齊魯石化等傳統(tǒng)的大中型企業(yè)，還包括正在發(fā)展的寧夏寧東能源基地、內蒙古呼包鄂“金三角”經濟圈、烏海市及烏斯太工業(yè)能源基地、陜西陜北榆林能源工業(yè)基地以及山西離柳煤電基地等新型能源基地，而更多的工業(yè)項目，則因缺水無法落地。

在鄂爾多斯市水務局，一位工作人員感嘆說，這些年，已經有很多項目因為用水支撐解決不了而難以落地。

內蒙古水利廳水資源管理處處長王寶林說，現在，水指標是個硬杠杠，沒有水，什么項目都落不了地。

“說實話，現在向上面要項目、要資金都不難，要水才是最難的。”王寶林說，日益緊缺的水資源正在成為制約西部經濟區(qū)發(fā)展的首要因素。

廉素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目前，鄂爾多斯正在打造煤電、煤化工及下游深加工以及煤電鋁三條產業(yè)鏈，其中，煤化工對水的消耗為最大。對于新上的煤化工項目，當地將通過嚴格地節(jié)約用水，通過提高技術水平來降低耗水量。

同樣因為缺水，神華集團位于內蒙古烏海的一個煤氣合成30萬噸甲醇項目，于2011年被迫一度停產。

而位于鄂爾多斯達拉特旗的達拉特發(fā)電廠四期擴建工程，同樣因水源無著被多次推遲審批，內蒙古當地政府雖然多次向包括黃委會在內的水利部門提出增加取水量的申請，但基于黃河水量已經連續(xù)多年下降的現實，黃委會最終拒絕批準。

同樣被“掐住”命脈的還包括寧夏的寧東能源基地。寧東地區(qū)煤炭探明儲量居全國第六，自2004年起，寧夏決定在寧東建設國內大型能源重化工基地，大力發(fā)展煤電、煤化工和新材料等高附加值產業(yè)。然而，這些大型能源產業(yè)多為高耗水產業(yè)。

寧夏水利廳水政水資源處負責人王景山說，如今，缺水已經成為制約當地大規(guī)模開發(fā)煤炭資源、建設能源項目的主要瓶頸之一。

“寧東地區(qū)無當地水資源，沒有水，煤炭資源優(yōu)勢就不能成為經濟優(yōu)勢。”寧夏水利廳副廳長郭浩說。

水資源的短缺，同樣成為陜北能源化工基地的短板。這些動輒數萬噸的煤化工項目，對黃河水的需求同樣是以萬噸計算的。

陜西省水利廳水資源處副處長龍正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陜北能化基地的一些大項目用水量相當大，有些項目能用完一條河、一個水庫的水。以神華集團的煤制油項目為例，如果該項目得以實施，將把禿尾河的水用完。

“不強調缺水吧，上一批項目以后，水根本不夠用；強調缺水吧，又怕影響招商引資。”榆林市水利局水利科科長王皓說，目前，榆林、神木等地的河流，已經有很多出現斷流、干涸。

同樣因為煤化工產業(yè)的發(fā)展，位于鄂爾多斯與陜西榆林地區(qū)的三條黃河中游一級支流（無定河、禿尾河及窟野河），已經開始頻繁出現河流斷流現象。

用水紛爭

圍繞著黃河的每年用水，黃河上下游之間、左右岸之間，乃至干支流之間，都被迫卷入這場“黃河水爭奪戰(zhàn)”。

在實行黃河水統(tǒng)一調度之前的1997年，黃河便因干旱以及上游過度取水等原因，造成該年度斷流227天。當年，位于下游山東東營市的中國第二大油田勝利油田，被迫因無水可用將旗下200口油井關閉，勝利油田當年度的直接、間接損失高達15億元。

“每年開分水會議商議各省區(qū)分水方案時，各方都會"打"得不可開交，方案定下來的時候，沒有一方是滿意的。” 黃委會一名工作人員說。

20年間，沿黃各省為了黃河水的配額，從沿黃省區(qū)協(xié)調會上開始拍桌子，一路拍到黃河水利委員會，直至國務院。

在寧夏銀川市至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不足800公里長的黃河中段沿岸，總投資萬億元的密集重化工產業(yè)帶正在建設，而這，同樣意味著新增巨大用水需求。水利專家預計，寧夏、內蒙古黃河流域今年的工業(yè)用水需求將達40億立方米以上，是2006年的8倍以上。

目前，寧夏和內蒙古用水量已占黃河總耗水量的35%，黃河寧蒙段已成為水資源管理矛盾的焦點。

黃委會水調局一位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寧蒙地區(qū)是黃河的“用水大戶”，也是“超用水大戶”。統(tǒng)計資料表明，內蒙古每年超用黃河水17億立方米，寧夏超用近8億立方米，比國家分配的用水指標多25%以上。

早在2003年，黃委會就因寧夏超量用水，連發(fā)9封電報要求寧夏進一步壓減引水，嚴格執(zhí)行水調指令，停止超量用水，并要求它把多用的水補上，否則全河通報并報送水利部采取進一步措施。同年，內蒙古忽然大規(guī)模超計劃引水，致使頭道拐斷面斷流只在須臾之間，最終通過上升到“講政治”的高度，加以內蒙古時任黨政主要領導的親自過問，方解斷流險情。

“黃河中上游引用黃河水量的指標，現在每年基本上用完了。”與此同時，擺在黃委會面前更為棘手的問題是寧、蒙、甘等地區(qū)仍在密集布局重化工業(yè)。

而位于黃河下游的河南、山東等省份，同樣對上中游省份的超取黃河水的做法憤憤不平，并先后加入了爭搶黃河水的“大軍”。

圍繞黃河水資源的爭奪，黃河沿岸地區(qū)以及上下游、左右岸在防洪排澇、引黃供水、河道整治、灘涂開發(fā)和水力發(fā)電等方面，構成了錯綜復雜的利害關系，最終在局部地區(qū)演變成為水事糾紛。

早在2008年，黃委會便在一份黃河水資源公報中言稱，部分省際邊界地區(qū)的水事矛盾更加突出，黃河流域省際水事糾紛近年來呈上升趨勢。當年度，黃委會先后調處了黃河晉陜府（谷）保（德）、涇河陜甘長（武）寧（縣）等多起水事糾紛。

2013年10月，黃委會鑒于寧、蒙兩區(qū)因烏海采煤棄渣引發(fā)邊界省際水事糾紛，黃河晉陜邊界府保河段、烏蘭木倫河陜蒙邊界河段也連續(xù)出現省際水事糾紛隱患，再次組織召開黃河流域（片）河道管理暨省際水事糾紛預防調處工作會議。

除此之外，因支流、左右岸引發(fā)的用水紛爭，同樣持續(xù)不絕。

黃委會水調局調研員陳永奇說，由于晉陜兩省共用一段黃河，不僅在兩省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用水競爭，甚至還出現兩省各自挖引水渠，誰引水條件好，誰就取得上水；發(fā)洪水時則分別建挑流壩，把洪水沖到對岸。

而隨著南水北調東、中線的調水倒計時越來越近，黃河上游的省份，又開始將爭奪的目標轉向天津、河北的20億立方米的黃河水指標。

水量并不充沛的黃河，自從1987年之后，又面臨一個重要的關口。

此前，按照1987年由國務院確立的“八七分水”方案，天津和河北共分得20億立方米可用水量，隨著南水北調東、中線的通水，寧夏、內蒙古等西部省區(qū)便提出，東、中線工程后，將向淮河、海河流域供水140億立方米，河北、天津及山東膠東地區(qū)的嚴重缺水局面將大大緩解，呼吁國家將“八七”黃河分水方案中給河北、天津分配的20億立方米黃河水，重新分配給上中游缺水地區(qū)使用。

于是，西北諸省的呼聲與建議，被紛紛送達黃委會，甚至上達水利部、發(fā)改委和全國人大。

內蒙古水利廳水資源管理處處長王寶林便曾多次代表內蒙古向黃委會遞交建議書，呼吁黃委會在南水北調通水之即，考慮將原來分配給天津和河北的水量，調劑到西部。

而在“八七分水”方案中自認為“吃了虧”的青海省，則希望以生態(tài)用水打動水利部門。

在“八七分水”方案中，提供了黃河水量的一半以上的青海省，僅分得了黃河380億立方米分配總量中的14.1億立方米。但作為三江源地區(qū)，青海被稱為“中華水塔”，是長江、黃河、瀾滄江三大江河發(fā)源地，也是中國最重要的水源涵養(yǎng)區(qū)和生態(tài)功能區(qū)，同時還是遏制西部荒漠化向東侵襲的屏障。2011年，隨著國務院正式批復三江源地區(qū)為生態(tài)保護綜合試驗區(qū)，青海省開始以生態(tài)用水為訴求，不斷向黃委會表達希望增加用水指標的請求。

之后，同樣位于西北的寧夏、內蒙古兩個自治區(qū)，也以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面臨巨大生態(tài)壓力為由，希望增加用水指標，以改造荒漠等生態(tài)環(huán)境。

河流重壓

而此時的黃河，已不堪重負。

本身便屬于資源性缺水河流的黃河，如今的可用水量已經比30年前平均減少了40多億立方米。

黃委會水資源管理與調度局局長張柏山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說，之前經常被大家說起的黃河年水資源量580億立方米，已經是30年前的數據了，眼下，黃河每年的水資源量已經大幅減少，根據最新的統(tǒng)計數據，如今的黃河，每年的水資源總量已經比往年減少了40多億立方米，為535億立方米，而真正可供黃河沿岸使用的水量，還要再減去210億立方米的雨洪、排沙用水。

這意味著，雖然黃河沿岸的用水需求仍在日益上升，但真正可供使用的水量，卻已經大幅減少。

曾擔任黃委會主任多年的現任水利部副部長李國英多次呼吁說，如今，隨著黃河流域及相關地區(qū)經濟社會的發(fā)展，西部大開發(fā)以及寧、蒙、晉、陜地區(qū)能源及重化工基地的建設，用水需求越來越大，目前各方面的用水需求已遠遠超出了黃河水資源的承載能力。

由國務院于2013年5月批復的《黃河流域綜合規(guī)劃（2012~2030年）》則稱，2020年，黃河流域將缺水94.3億立方米，相當于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的調水量；到2030年，僅黃河流域需水量就達550億立方米，比目前用量增加110億立方米。而屆時，黃河每年還要向流域外地區(qū)供水100億立方米，即使來水正常年份，每年也有100億立方米以上的用水缺口。

被過度開發(fā)的黃河流域，正在顯現出黃河河源草場退化、土壤沙化，甚至部分濕地萎縮，局部地下水超采嚴重等后果，而一些原本依賴黃河水種植水稻的鄉(xiāng)鎮(zhèn)里，傳統(tǒng)的農作物水稻正在整村整村地消失。

無奈之下，沿黃各省不得不探索新的用水方略。

黃委會水調局水調處處長可素娟說，隨著黃河總水量的減少，一些沿黃省區(qū)正在被迫改變傳統(tǒng)的農作物種植種類。

以寧夏為例，這片被譽為“河套平原”的土地，曾多年以水稻為種植品種，如今，卻因為高耗水被春小麥替代，而之前每年都種植大片春小麥的內蒙古，已經改種更抗旱的玉米了。

如今，寧夏黃河灌區(qū)的水稻已經從歷史最高時的150萬畝減到目前的100萬畝。

2013年年底，內蒙古還專門為此成立了水權收儲轉讓中心，以負責收儲和轉讓盟市、行業(yè)和企業(yè)尚未利用的水權，以及節(jié)水產生的水權、投資農業(yè)節(jié)水灌溉置換出的水權，新開發(fā)水源水權、再生水水權和國家、流域管理機構賦予的其他水權等。依托這一交易平臺，內蒙古率先開啟了跨盟市水權轉讓試點。專家表示，通過用水指標市場化交易，可以推動地區(qū)和行業(yè)、企業(yè)加大節(jié)水力度，實現水資源節(jié)約和優(yōu)化配置的目的。

即便如此，水仍然不夠用。

內蒙古水利廳一位負責人說，內蒙古正在實施的水權轉讓，也是面臨著全區(qū)水資源高度緊缺的局面，被逼無奈想出來的，現在內蒙古沿黃很多地方是萬事俱備，只欠水源。但隨著更多工業(yè)項目的進駐，以后再想靠農業(yè)節(jié)水的水權轉換方式，未來將很難維持用水需求。